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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艺术还给生活——我们为什么需要公共空间艺术节

时间:2019-06-04   来源:文汇报 作者:黄锐烁 点击:
 

过去的半个月里,上海的演出密集,官方的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参赛参演剧目四散在城市各个区域的剧场里,而在市中心的新天地,亲民的“表演艺术新天地”带来10个不同国家的18部剧目,其中12部可以免费观看。这个发生在公共空间的艺术节,以室内剧、巡游表演、浸没式舞蹈、光影互动类演出、创意物件剧、环境戏曲等当代表演艺术活力,刷新公众对表演艺术的认识和体验。

不久之前,台州府城的公共艺术节也让人们见到了公共空间艺术节所具有的独特魔力。在临海市极具日常感的紫阳古街上,来自西班牙、法国、上海、山西、湖南等地的艺术家在此贡献了上百场的公共空间艺术表演。在巡游或定点演出中,无数的临海市民及外地游客追随着演出者,将古老的紫阳街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情感共鸣场。“公共艺术节”的“公共”二字,在此变成了一种现实。而古城与公共空间表演艺术的融合,也令我们看到了公共空间艺术节发展的更多向度。

公共空间艺术节,从广义上讲,就是在公共空间(包含户内与户外)举办的艺术节。但实际上,直接冠以这个名称的艺术节并不多见。我们惯常见到的,是从这个概念分化出的更为狭义的命名。比如乌镇戏剧节·古镇嘉年华、思南公馆上海城市空间艺术节、上海新天地表演艺术节、武汉城市空间艺术节、重庆长嘉汇国际艺术节、贵州屯堡面具节等等。“公共空间”由此被具象为小镇、街区、城市空间、商业体、旅游景区等更具指向性的概念。

“公共”二字是此类艺术节的核心要旨所在。“公共”指的既是公共的空间或场所,也是社会中的普罗大众。此类艺术节具有较为明显的“去精英化”的倾向,主张让艺术家走出传统剧场,走向更为广阔的公共场域,强调打破艺术等级界限,将艺术还给生活,以公众为服务对象,注重与公众的互动性,并以公众的评判作为最终标准。

从历史上看,在西方,公共空间艺术的历史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在中国,则可溯源到汉代百戏、宋朝勾栏瓦舍、明清街头杂耍等……但当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艺术节,在美国,滥觞于1965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实行的“公共艺术计划”;在欧洲,则是二战之后逐渐生成的爱丁堡戏剧节、阿维尼翁戏剧节、奥里亚克国际情境戏剧节等等。

在中国,真正具有相对固定节庆性质、并具有奠基意义的公共空间艺术节,是出现于2013年的乌镇戏剧节·古镇嘉年华单元,随即陆续出现的,则是上海、武汉、重庆等地的城市空间艺术节,而后,这一形式逐渐下沉至中国三线、四线的中小城市。我国公共空间艺术节出现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其巨大的经济、文化、社会潜力早已经浮现。

乌镇戏剧节的举办时间通常在“十一”黄金周之后,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淡季客流的景区难题,更为乌镇构建起了独特的品牌形象,最终形成客流与营收的长效增长;思南公馆上海城市空间艺术节在其第二届首日就有两万多人到场体验,周边的零售商业创造了销售新高,;而据上海黄浦区宣传部的案例专报显示,2017年上海新天地表演艺术节在演出的两周内,日均客流比去年同期激增30%,整个片区餐饮、休闲等消费比去年同期增长4%,其中,新天地时尚增长幅度明显,为16%。可见,公共空间艺术节的出现,对于带动地区经济的潜力是巨大的。随着国家旅游局与文化部合并,文化与旅游部成立,我国正式进入了文旅结合的发展大潮。公共空间艺术节可谓是文旅结合的急先锋。

此类艺术节的意义还体现在激活公共空间的活力。在生活中,周遭的环境常因日常的熟悉化而被忽视,公共空间艺术节的出现,让原本熟悉的环境呈现出了一种“陌生化”,使得公众的目光重新投向广场、街区甚至角落。日常的公共空间因为艺术节的出现,而产生了空间重构的可能,公共空间的活力重新被激活。对于公众而言,尤其对于三、四线城市的公众而言,公共空间艺术节的举办为他们缔造一种美好的集体记忆。而一旦艺术节的举办可以形成周期性、规律性,那么,一个地区的文化形象将在潜移默化之中逐渐生成和重塑。

一种尚未显现但我们可以对其保持期待的意义是,公共空间艺术节并非只对环境和空间起装饰、美化、刺激消费、纯粹狂欢的作用,而是可以成为社会公共议题的发声场,可以短暂地颠覆城市原有的公共秩序,带来短暂的批判性。以艺术的方式,使公众聚集,使公共空间成为公众情感共鸣的能量场、公共议题的论坛式场域。

目前而言,各地公共空间艺术节存在着“同质化”的问题。艺术节的节目依赖于外部引进,艺术节的特质依赖于环境与空间本身自带的特点。如江南风格的乌镇、时尚洋气的上海街区,以及保有古代城墙遗迹的台州府城(临海)。长远来看,想要实现公共空间艺术节的持续发展,“在地性”是未来必须着重强调的方向。

“在地性”强调的是各地的文化特质。从宏观的角度讲,公共空间艺术节应当强调与当地文化的融合,挖掘当地的文化艺术传统,培育当地的创作人才,实现艺术节节目的自我满足。实际上,2016、2017年的贵州屯堡面具节就是一个较好的案例,他们依托于当地深厚的地戏、傩戏文化资源,以自身的文化为本体,挖掘出“面具”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符号,再试图融入异地的面具表演。可惜的是,由于当地的业态较为脆弱,道路、餐馆、宾馆等公共设施不足,面具节最终昙花一现。

另一方面,公共空间艺术节应当努力避免“泛化”的可能。目前各地的公共空间艺术节多强调规模、强调大和全,在这个过程中,“主题性”有所损失,出现了宽泛化的倾向。公共空间艺术节如果失去了对主题界限的控制,那么艺术节的“公共”意义最终也会遭到贬损。长远来看,若要挖掘和实现公共空间艺术节的更多意义,主题性的界定是势在必行的。

唯有如此,公共空间艺术节这一中国新兴的事物,才有可能真正落地生根,长远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潜移默化完成地域文化形象的构建,满足公众普遍的审美需求,促使公众的交流与融合,推动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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